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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想起 2008 年，那是一個讓他人生瞬間變調的時間點。那一年，他在一次夜店的大型同志派對前夕，排隊時閒著沒事就做了快篩，結果出乎意料地呈現陽性。當時的快篩還有一定的偽陽性可能，但當他後續到醫院確認，結果無疑—— HIV 陽性。
▸ 歷史見證及受訪感染者：H先生
▸ 確診年代：2008
「晴天霹靂吧，當時只覺得人生完蛋了。」他回憶道。確診的那一天，他把自己關在和好友分租的公寓裡，把自己鎖進黑暗的房間裡一整天。窗簾拉上，燈也不開，超過一天不與外界接觸，甚至幾乎不進食。這不只是對未來的恐懼，更是一種身份的崩解。「那個時候，你會覺得世界瞬間變得不一樣了。」
隔天，他收拾好自己，繼續去上班。假裝一切沒有事情發生，每個月回診。一開始，生活照過。生活照過。
孤獨的自己。然而誰不是孤獨的呢？
每一個感染者都像是孤島。然而潮水退去，淺淺的沙灘，感染者的社群，像是潟湖一樣，靜靜地露出來。
確診之後，他並沒有立刻開始治療。2008 那時，整體的 HIV 感染者治療政策仍以 CD4 指數低於 200 方予以投藥為主，直到確診後約 3 個月左右時間，測得的病毒量有所上升，才開始吃藥。「我記得第一款藥有一顆超大顆，要放冷藏，還不能咬破，咬破了整口都是油，超噁心。」他笑著回憶。
那個時候，他的生活並沒有太大改變，至少在外人看來是如此。他的工作一直都與編輯、媒體、乃至公關產業相關，繁忙的職場節奏讓他將這個「秘密」藏在心裡。唯一提醒他自己感染者身份的，就是每天的服藥時間。「吃藥就是一個提醒，提醒你，你是感染者，這是你的一部分。」
然而，他學會了和平共處。也希望可以找到和自己和平共處的法門。
這樣的生活持續了許多年，直到 2015 年，個管師邀請他參加某個感染者的聚會。「我本來是抗拒的，我從來不太喜歡跟個管師互動，總覺得他們的存在是在提醒我『你是病人』。」但他還是去了，結果這次會議徹底改變了他對於感染者身份的看法。
「那是一個像培力營隊的活動，大家討論著如何為自己的權益發聲，甚至思考如何影響政策。」沒想到，隔年他就變成了這場聚會的召集人。這個轉變並非計劃內，而是逐步發生的。「當你開始參與，開始理解，開始與一群人共同努力時，這件事就會慢慢成為你的一部分，」他說。
在那次感染者的聚會之後，他開始參與更多倡議組織，甚至加入了一個服務性的社團。在這些參與的過程中，他認識了許多同樣感染 HIV 的朋友，也逐漸讓自己的心態發生變化。
「以前覺得自己像是孤島，只有吃藥的時候才會想起自己是感染者。後來發現，原來有這麼多人都跟我一樣，而這並不是一件需要羞於啟齒的事。」
「我不必然要以感染者的身份出櫃，但是我還是可以用『我這個人』的角色幫助每一個感染者。」
畢竟——重點是異溫層的溝通，不是嗎？
而這些努力並非毫無回報。身為感染者，「覺得自己怎麼可能會有男朋友？」然而，他的伴侶是在 2019 年的友善社群活動上認識的。他們的 H 狀態相異。
幸好這些努力。多虧這些努力，他的伴侶對於 HIV 有充分的知識，當時 U=U （病毒量測不到就等於沒有感染力），也就這麼走到了現在。所以知識，知識，當然是所有陰性反應與陽性反應的子民們，通往「更安全的世界」的道路，對吧。
即便如此，他仍然選擇「半公開」自己的身份。
在社群裡，他是積極倡議者，但在職場上或某些生活圈，他並不會主動談及這個身份。「有點像出櫃吧，有些人選擇大方出櫃，而有些人選擇在特定場合公開，我選擇後者。」他解釋，這並非出於害怕，而是因為環境仍然存在某些不確定性。
談到醫療歧視，他提到自己曾經在一般牙醫診所遇到過委婉的拒絕。「那時候我覺得自己已經可以坦然面對，就在掛號單上勾選了 HIV。結果，櫃檯小姐告訴我，今天掛號額滿了，但可以先開止痛藥，然後建議我去設備更好的地方。」當時他沒有感受到不適，但回家後仔細想想，才發現這可能是某種形式的拒診。「還好，後來透過朋友介紹，找到了一個友善的牙醫。」
回首這些年，他感受到感染者群體的變化。現在的「新同學」，也就是新確診的感染者，對這件事的態度比以往輕鬆許多。「以前大家確診後會經歷漫長的低潮期，現在的年輕人則是『哦好啊，那就吃藥吧』，然後繼續過日子。」這不僅來自於藥物的進步，也來自於社會風氣的改變。
他相信，這個社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，但也已經比過去進步了許多。「我們這一代感染者，某種程度上是過渡世代。我們經歷過汙名最嚴重的時代，也見證了藥物讓 HIV 變成可控的慢性病的時代。而現在的新同學，未來的日子會比我們輕鬆很多。」
這樣的心境轉變並不僅限於 HIV。
COVID 疫情來襲時，他忽然意識到，男同志社群幾乎是天生的感染症專家。「在 COVID 時代，男同志社群是感染症的先知們。」這句話聽起來有點嘲諷，卻無比貼切。當全世界才剛開始適應「接觸可能帶來風險」這件事，男同志社群早已擁有數十年的實戰經驗。我們懂得如何在恐懼與慾望之間找平衡，怎麼在風險管理中保有親密感，如何面對政府與醫療體系的忽視，甚至如何建立自己的防疫網絡，彼此守護。
當一般大眾還在爭論戴不戴口罩的時候，這個社群的人已經內建了一套面對傳染病的生存指南——從「風險分級」、「防護措施」、「接觸後處理」到「社群互助」，一切早已爛熟於心。當 COVID 疫苗剛推出時，誰最知道該怎麼閱讀臨床試驗報告？誰已經對藥物副作用的討論習以為常？誰最能理解病毒變異的影響？當然是那些曾經在 HIV 陰影下長大的人。
「這種集體記憶既是詛咒，也是力量，」他說。它讓社群比別人更快地意識到風險，也讓人在面對新疾病時少了一點天真。「但這一切不應該只是我們社群內部的智慧，而是世界應該學習的經驗。」
畢竟，在一次又一次的疫情之中，同志社群一直都走在前面，往往是最早遭受衝擊的群體，但也是最早學會如何活下去的群體。這或許也是為什麼，當他開始參與感染者倡議時，某種熟悉的責任感與使命感浮現了——這不只是為了感染者，而是為了所有需要這些知識、需要這些經驗、需要社群支持的人。
「吃藥，然後繼續過你的人生，」就像遭逢每一次感染症的大流行，給那每一個風險暴露者，每一個確診者，每一個，尚不知道自己感染症狀的人們，那看似最為「說了等於沒說」，卻最為實在的建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