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IV的過去與未來

這系列的訪談，一開始當然沒有想到，竟然能做到了第二季。 我們還是想要知道——藥物變好了，資訊透明了，HIV 早已不是 30、40 年前的 HIV，但社會的態度呢？變得更好了嗎？不同世代、不同背景的感染者，對「身份」有不同的理解，但相同的是，沒有人把 HIV 當成自己的全部。

在醫院的注射室裡，每次輪到他打針，總會有幾位護理師圍觀。「這個藥需要打在深層肌肉，推得太快會痛，針角度不對可能影響藥效……」有人低聲討論著，然後轉向他：「我們來試試新的手法，你不要緊張。」 他無奈地笑，「我大概是奇美醫院裡，讓最多人同時看過屁股的病人了吧？」

確診的那一天，他把自己關在和好友分租的公寓裡，把自己鎖進黑暗的房間裡一整天。窗簾拉上，燈也不開，超過一天不與外界接觸，甚至幾乎不進食。這不只是對未來的恐懼，更是一種身份的崩解。「那個時候，你會覺得世界瞬間變得不一樣了。」 隔天，他收拾好自己，繼續去上班。

2007年的某一天，一個認識五、六年的業務對她說：「妳要不要結婚？」這句話在耳邊響起時，她沒想到，這不只是人生的轉折點，更是一場無聲的災難。「當時，我們會在一起，就是因為覺得應該可以結婚，應該可以有個未來。」Sandy說著，語氣中帶著苦笑。

「以前的問題是，我會不會死？現在的問題是，我要怎麼活？」他笑著說。他今年 49 歲。回顧過去的二十多年，他曾站在死亡的邊緣，也曾在醫學的劇變中見證自己的生命如何被改寫。「那時候我也覺得自己會掛掉，結果還活著，」他說

在確診後的初期，她並沒有太大的心理壓力，因為她「根本不太懂」這個病是什麼，覺得只是一般疾病。直到有一天，志工來找她，開始跟她解釋HIV的影響，她才突然意識到自己可能「隨時會死」。這讓她開始拼命工作，甚至一天三班16小時地加班，為了當時還在泰國的女兒，「想說萬一哪天死了，至少存夠錢。

1986 年，韓森得知自己感染 HIV 時，他才剛滿 17 歲，還不太清楚「陽性」和「陰性」的醫學意涵。   「『陽性』聽起來是好的嘛，陽光、正向，結果竟然是有感染。」他苦笑著回憶。當時，社會對愛滋病的恐懼與歧視讓他陷入深深的孤立，甚至連醫療界都還在摸索該如何面對這個新興疾病。

《HIV的過去與未來》專題報發表後我們獲得許多迴響，這些回饋讓我們清楚的發現，這不只是愛滋社群的紀錄，也是HIV感染者與閱讀這些故事每一位邁向未來的養分。2025年，我們將繼續這個專題報導。從另外6位感染者的視角還有詩人羅毓嘉細膩的文字，與各位一同走進台灣愛滋的歷史。

那時愛知識的計畫主持人來找我談，說打算做一個系列、跨越年代的 HIV 感染者們的群像紀錄訪談——身為一個記者，接下愛知識這一系列的訪談，自然是義不容辭。我問他，要談什麼主題當作切入點？他說把訪談的主導權留給我，最重要的是，希望能夠把不同年代的 HIV 感染者們的故事，好好地留下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