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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的故事是一部橫跨數十年的長篇劇。是市場的喧囂、愛情的詐欺、醫療的風暴，以及頑強求生的韌性。她從量販店的促銷員開始，賣過腳踏車、清潔劑、蟑螂藥，甚至連橄欖油都賣了好幾年。
日復一日，她在賣場穿梭，與業務們混熟成一片。
2007 年的某一天，一個認識五、六年的業務對她說：「妳要不要結婚？」這句話在耳邊響起時，她沒想到，這不只是人生的轉折點，更是一場無聲的災難。「當時，我們會在一起，就是因為覺得應該可以結婚，應該可以有個未來。」Sandy 說著，語氣中帶著苦笑。但她不知道的是，這名男子早已有「N 個女朋友」。她投入得認真，卻換來一場欺騙。
▸ 歷史見證及受訪感染者：Sandy
▸ 確診年代：2007
她一直有定期捐血的習慣，從年輕時開始，維持體重讓自己符合捐血標準，幾乎是固定每兩、三個月就捲起袖子去捐一次。然而，某天她收到捐血中心的通知單，簡單幾行字，卻像是一顆炸彈：「請至衛生所報到。」
「那時候我就覺得不對勁，因為從來沒有被這樣通知過。我想說，一定是有什麼問題。」她回想起當時的心情，還是忍不住感嘆。「結果，真的有問題。」
衛生所的 HIV 確診通知，像是按下了一個巨大的開關，將她的世界一分為二——知道之前，與知道之後。她馬上聯想到那個「渣男」，他的背上長滿了一粒一粒的紅疹，當時她還天真地以為是喝酒、火氣大所導致，沒想到，真相是如此殘酷。
「當下打電話給他，我很大聲地罵他，你為什麼要害我？然後，我把電話掛掉，沒有等他說什麼。」這一掛，從此斷絕了聯繫。
確診後，她被轉介到昆明醫院，開始服用抗病毒藥物。但當時的藥物副作用極大，她吃了一次，頭暈目眩、全身無力，隔天完全起不了床，根本無法去上班。「我六歲開始，我媽媽就生病了，沒人照顧我。爸爸只要五個哥哥，我從小就知道一件事——我必須靠自己活下去。」於是，她選擇不吃藥。她不敢回診，因為治療影響到工作，而工作，是她唯一能夠掌控的人生。
這一停，就是 8、9 年的時間過去。她繼續在賣場工作，繼續被生活推著走，直到身體再也撐不住。
「2014 年的 11 月、12 月吧，那時候錢被朋友騙光，我自己也已經不吃不喝，根本沒想活了。結果，我真的就這樣倒下去了。」
她被送進醫院，住了一個禮拜，醫生開了藥，她又開始服藥。
但這時候的她，早已經病得太重，身體再也沒辦法承受過去的工作強度。她的家人，也沒有給她太多支持。「我那時候住院回家，我哥跟我說，妳什麼都不能吃。然後他真的每天只給我一碗白飯、一碗青菜。」
「我這樣撐了兩三個月，真的撐不下去了，就自己帶著換洗衣服，再次去醫院報到。」這一次，她住了 40 天，醫生說她的身體已經到了極限。「血打不進去，沒辦法輸營養，真的快不行了。」這一次，她終於徹底接受了醫療介入。
大病一場後，她的身體狀況不容許她獨立生活。這時，醫院的醫療團隊介入，轉介她到關愛之家，提供她額外的照護。她以前從來沒想過，自己有一天會住進這樣的地方，但當時的她，別無選擇。這個社會雖然有時對她殘忍，卻仍有一些系統運作著，將她撿了回來。
在關愛之家，她得到了穩定的照顧，身體狀況開始慢慢恢復。
有飯吃。睡得很飽。在山坡上的生活，安靜而沉穩。「每天吃飽睡，睡飽吃，還能看電視、唱卡拉OK，」她說。一兩個月一次吧？關愛之家的社工，帶著一群病友，以及感染 HIV 的孩子們，去電影院看電影，發一桶爆米花、一大杯可樂。熱熱鬧鬧的。那或許是她心中，生活對她少許的溫柔。
當她的狀況足以獨立生活，關愛之家則將她轉介到露德協會，協助她重返社會。
「我一開始也不知道露德協會是做什麼的，只知道那裡有人可以幫忙，幫我們找到一點方向。」她回憶著這段歷程，語氣平靜，但裡面藏著許多感慨。
命運一直捉弄她，讓她跌倒、受傷、被拋棄，但在最絕望的時候，體制仍發揮了一點作用，沒有讓她徹底掉落深淵。
穩定接受治療後，在領取抗病毒藥物「三恩美」時，她通常還是去指定的醫院。但有一次——想到醫院在 2014 年住院時，在床尾掛上的「H」標記，她不想再回去那裡。於是試著在 Google 上搜尋看看有沒有其他藥局可以領。結果顯示，最近的指定藥局，竟然在好幾個行政區外的捷運站附近。
「太遠了。」她當時心裡嘀咕，但還是硬著頭皮跑了一趟。
她走進藥局，報上名字、拿出健保卡，等藥師輸入資料時，她心裡有點緊張。領到藥的那一刻，她突然有種說不出的不安。
「少一個人知道，就少一點麻煩。」她對自己說。
她快步離開藥局，回到街頭，等著過馬路時，卻開始後悔。她意識到，自己不應該來這裡領藥，不想在一個新的地方留下這個記錄。她害怕，如果這個藥袋上印著的名字被錯放在哪裡，被某個人看見，她的祕密會不會就此被洩露出去？
還是回指定醫院吧。
至少，在那裡，醫生、藥師早已經知道她的病歷，她不需要再擔心被誰「發現」。那一天，她坐上回程的捷運，緊緊抱著藥袋，心裡只慶幸了一件事——好險，這間藥局不在她住的地方，好險，這裡沒有認識她的人。
在外，她仍然不敢對大多數人坦承自己的身份。
「我家裡的人，基本上是不聞不問的。我哥哥是在 2016 年、2017 年的時候發現的，他翻了我的藥盒，上網查了藥名，然後有一天跟我說：『妳以後不要再踏進我們家。』」
從那天開始，她不再回去弟弟的家。親情，徹底斷裂。
即便是在熟識的宗教團體中，她也選擇隱瞞，僅有極少數人知道她的情況。「有些人知道後，就開始跟我保持距離，坐得遠遠的，」她嘆了口氣，儘管社會對 HIV 的理解已經進步許多，但歧視依然存在。
但也是這些師姐，在她 2019 年因腎衰竭住院時，包了紅包給她，幫她付了看護費。
她現在還在調養身體，仍在學習如何在這個社會找到自己的位置。她想再去工作，但也知道自己的身體已經無法承受高強度的勞動。她想學會拒絕，不再隨意借錢給不值得的人，也想學會更好地照顧自己。當年讓她感染 HIV 的男人，後來成了一名出家人。
「我七八年前在師父那邊看到他，他現在是個領眾的師父。」她沒有再跟他對話，沒有質問他，沒有要討回什麼。「我想，他看到我，應該會有一點愧疚吧。」
在訪談將近結束時，她看著露德協會的志工，忽然問道：「那什麼時候，我們可以一起去看電影、吃爆米花？」
眾人笑起來。
那一刻，她才發現，自己似乎很久沒有真正期待過什麼了。
這個念頭，讓她有點陌生，也讓她覺得，也許，真的能有一點點不一樣的未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