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班牙一個名為 CESIDA 的民間組織，與 Fernando Pombo 基金會近期代表某位當地的 HIV 感染者打贏了一場基於「HIV 感染狀態」而遭受政府部門歧視的行政訴訟。這是一項極具意義的判例，除了迫使西班牙當局開始重視感染者的權益外，也凸顯當地感染者仍承受許多污名與歧視。
「現在的我，反而比許多同齡人更注重養生。」一位感染 HIV 超過二十年的朋友這樣說，開心地指著螢幕裡的正常膽固醇及血糖數值，還有「測不到」的病毒量。隨著抗病毒藥物進步，感染者平均壽命幾乎追平一般人，問題就不再只是「活得久」，而是「活得好」。當老化、慢性病、社會汙名與長照需求交織，感染者的熟齡生活需要更多可能。
很多感染者隨著年紀增長，在穩定服藥的情況下健康情況維持得不錯，順利走進中老年。
面對目前長照體系對愛滋感染者的不友善，一種新的想法慢慢浮出檯面：「讓感染者自己來照顧感染者，是不是能打破現況、創造更多可能？」其實，這不只是一個可行的構想，甚至可以說是一條帶來改變的希望之路。
隨著抗病毒治療日益成熟，HIV感染者壽命大幅延長，在臺灣50歲以上感染者比率已突破三成，熟齡感染者議題已成照護核心。根據疾病管制署2024年報告，至2036年，50歲以上感染者預估將占總數52%。
然而，長壽並非意味健康無虞，年齡增長帶來慢性病與功能退化風險，對感染者而言尤為明顯。
臺灣長期照顧制度的初衷，是希望提供所有有照顧需求的人一個穩定、安全、可負擔的支持網絡。然而，我們在推動政策時，往往仍不自覺地以「高齡者」作為長照對象的主要想像。這樣的預設，讓一些非典型的服務需求者——例如愛滋感染者——被排除在討論與政策設計之外。
2022 年發佈的《沒有數據就沒有未來：讓 HIV 預防研究符合跨性別和多元性別現實》宣言提到，全球約有 20%的跨性別女性感染了 HIV，跨性別女性感染 HIV 的風險是一般民眾的 66 倍。即便如此，跨性別族群還是常常在 HIV 的相關研究被忽視。
全人照護強調以「人」為中心，考量生理、心理、社會與靈性上的全面需求，並鼓勵在治療照護過程中參與決定。全人照護的核心在於關注人的整體健康與環境，強調身心靈的整合，在身體健康、情感支持和社會參與方面都能獲得全面的支持。
本文將從熟齡 HIV 感染者的觀點出發，分享全人照護的需求與可行的介入措施。
U=U 表示當 HIV 感染者持續使用 HIV 藥物治療，血液中的愛滋病毒會降到測不到的程度。感染者如果連續六個月體內病毒量處於測不到的狀態，那麼這位感染者就不會將 HIV 傳播出去。讓我們一起透過不同國家的案例，看看如何用 U=U 去除愛滋污名與歧視。
我們都以為不會活那麼久。二十年前，剛得知確診的那一刻，誰敢想像自己還能談「老後生活」？
我們不是要什麼特權，只是希望這個制度能看見我們的真實處境，讓我們也能走進那扇照顧之門。
你對「老」的想像是什麼？是退休後的輕省？醫美介入後的常保青春？還是多了疾病相伴的日常？「老」也可能是件持續發生，但能不面對就不要面對的議題？！ 當感染者的平均壽命與普羅大眾趨近相似時，感染者的長照需求已是現在進行式。
這系列的訪談，一開始當然沒有想到，竟然能做到了第二季。 我們還是想要知道——藥物變好了，資訊透明了，HIV 早已不是 30、40 年前的 HIV，但社會的態度呢？變得更好了嗎？不同世代、不同背景的感染者，對「身份」有不同的理解，但相同的是，沒有人把 HIV 當成自己的全部。
在醫院的注射室裡，每次輪到他打針，總會有幾位護理師圍觀。「這個藥需要打在深層肌肉，推得太快會痛，針角度不對可能影響藥效……」有人低聲討論著，然後轉向他：「我們來試試新的手法，你不要緊張。」 他無奈地笑，「我大概是奇美醫院裡，讓最多人同時看過屁股的病人了吧？」
確診的那一天，他把自己關在和好友分租的公寓裡，把自己鎖進黑暗的房間裡一整天。窗簾拉上，燈也不開，超過一天不與外界接觸，甚至幾乎不進食。這不只是對未來的恐懼，更是一種身份的崩解。「那個時候，你會覺得世界瞬間變得不一樣了。」 隔天，他收拾好自己，繼續去上班。
2007年的某一天，一個認識五、六年的業務對她說：「妳要不要結婚？」這句話在耳邊響起時，她沒想到，這不只是人生的轉折點，更是一場無聲的災難。「當時，我們會在一起，就是因為覺得應該可以結婚，應該可以有個未來。」Sandy說著，語氣中帶著苦笑。
「以前的問題是，我會不會死？現在的問題是，我要怎麼活？」他笑著說。他今年 49 歲。回顧過去的二十多年，他曾站在死亡的邊緣，也曾在醫學的劇變中見證自己的生命如何被改寫。「那時候我也覺得自己會掛掉，結果還活著，」他說
在確診後的初期，她並沒有太大的心理壓力，因為她「根本不太懂」這個病是什麼，覺得只是一般疾病。直到有一天，志工來找她，開始跟她解釋HIV的影響，她才突然意識到自己可能「隨時會死」。這讓她開始拼命工作，甚至一天三班16小時地加班，為了當時還在泰國的女兒，「想說萬一哪天死了，至少存夠錢。
1986 年，韓森得知自己感染 HIV 時，他才剛滿 17 歲，還不太清楚「陽性」和「陰性」的醫學意涵。
「『陽性』聽起來是好的嘛，陽光、正向，結果竟然是有感染。」他苦笑著回憶。當時，社會對愛滋病的恐懼與歧視讓他陷入深深的孤立，甚至連醫療界都還在摸索該如何面對這個新興疾病。
《HIV的過去與未來》專題報發表後我們獲得許多迴響，這些回饋讓我們清楚的發現，這不只是愛滋社群的紀錄，也是HIV感染者與閱讀這些故事每一位邁向未來的養分。2025年，我們將繼續這個專題報導。從另外6位感染者的視角還有詩人羅毓嘉細膩的文字，與各位一同走進台灣愛滋的歷史。
